• 《四库全书》是怎样修成的

    《四库全书》是怎样修成的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杜泽逊做客文学生活馆,为大家带来一场关于“《四库全书》是怎样修成的”的精彩讲座。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四库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修这部书;《四库全书》是怎样纂修的;修纂《四库全书》的几个人物的命运;《四库全书》的命运;对《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一、《四库全书》是一部什么样的书   杜泽逊教授认为《四库全书》是一部大丛书。丛书是指将多部书放在一起取一个总名称,即一套书,丛书中的每部小书,其内容完整性不受破坏。《四库全书》由三千多部书组成,总名称是《四库全书》。《四库全书》中“库”有库房、仓库之意,“四库”指经库、史库、子库、集库。自唐朝时,便有将儒家经典、历史著作、诸子百家、文集放入不同库中的传统。每个库中都有管理人员,朝廷设岗称其为经史子集四库,自此四库的传统便流传下来,沿用至清朝。《四库全书》手抄在开化纸上,采用独特的包背装的装裱方式,将书背包起来,将封面连背裹起。全书共3400多种,36078本。如果将每页纸揭起可以绕地球一周。可以说,《四库全书》涵盖了中国重要的历史典籍。但其收录的范围也有一定限制:不收录通俗文学,如《西厢记》《水浒传》等,佛教经典与道家经典也不收录。但会收录有关佛教与道教的史料,如佛教《高僧传》、道教《云笈七签》等书以及和尚或道士居住的山志。可以说《四库全书》的收录范围贯穿儒家的核心。《四库全书》加上《道藏》《大藏经》构成了中国古代的重要典籍。   《四库全书》的书皮有四种颜色,代表四季。《四库全书》有好几部,怕它出问题,怕有火灾,抄了七套,这七套封面贯彻一个思路就是春夏秋冬,但是做出来的面料还是有点差别的,这是工艺的问题。经部的封皮是绿色的,代表春天;史部的封皮是红色的,代表夏天;子部的封皮是蓝色的,代表秋天;集部的封皮是灰色的,代表冬天。《四库全书总目》是全书纲领,采用黄色。台湾与北京分别藏有一套《四库全书》。现代人将其重新影印,用现代方法重新装订、发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四库全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发。中国大陆的大学包括山东大学都使用台湾发行的《四库全书》。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套《四库全书》,由北京的商务印书馆印制,时间上晚于台湾的《四库全书》。这两套《四库全书》都是手抄本,文字上基本一致,但也容有小的差别。   二、乾隆皇帝为什么要修《四库全书》   据杜泽逊教授考证有以下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有盛世修书的文化传统:在太平盛世修书作为一项文化事业传之于后代,让后代知道文化的重要性。北宋初年修《太平广记》五百卷,修《太平御览》一千卷,均在太平兴国年间完成。北宋初年还修过《文苑英华》一千卷,里面收的是文学作品,是研究唐代文学头等重要的书。《册府元龟》侧重于历史方面,包括历代君臣事迹。“元龟”就是大龟,“册府”就是图书馆,“册”就是书。《永乐大典》修于明永乐年间,共一万多册,这部书有一万多册,现在存于世的还有400多册。   第二个原因是清朝的皇帝热爱传统文化。自顺治起,清朝皇帝都喜欢修书,且这些书大多流传到了现在。历史上,唐朝也曾修过千卷大书,如《文馆词林》,后失传,在日本仅有残卷流传。魏文帝修过《皇览》,包括了五经群书,共分四十多部,每部数十篇,800多万字,并未流传下来。清朝的皇帝继承了这一传统。清代《康熙字典》,收录了五万多个字,将字形规范化。《康熙字典》出版后,中国的出版物有了新的标准,这一标准基本流传到现在。作为字典,《康熙字典》不仅有查字的功能,还有规范字形的作用。《全唐诗》是康熙时候修的,有九百卷。康熙晚期修订的《古今图书集成》于雍正时期出版,共一万卷。乾隆皇帝登基之后,希望进一步提升声望,在文化成就上超越前人,修一部更大的书。   第三个原因是乾隆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国家进入鼎盛时期,学者的人数与水平、经济水平都达到新的高度,为修一部大书奠定了基础。乾隆皇帝在修成《四库全书》前也做了许多文化工程,例如他将康熙、雍正年间皇帝主修的经书注解汇编成《御纂七经》。这本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此之前人们看的是程颐与朱熹注的《四书五经》,《御纂七经》在注解上有所扩大,收录了汉朝和唐朝时期所做的注。这告诉人们朱子之前还有更早的注疏,有一定的解放思想的作用。乾隆皇帝曾经刻过《十三经注疏》。此版本《十三经注疏》错别字很少而且加入了标点符号,在需要断句和结束的地方打圈表示停顿,此举具有开创意义。同时它也创造了《二十四史》,现代意义上的《二十四史》,也是在乾隆时期定下规模的。   第四个原因是学术发展到一定水平会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此前修书是按照类书编纂,将原有的书打散按照新的分类方法排列。到乾隆时期,观念发生了转变:从看资料汇编到要求看原典,认为前者是没学问的象征。观念的转变在清朝有一定的形成过程。清初的大师顾炎武《日知录》影响深远。《日知录》是一部历史考据书籍,考证历史事实,总结其规律。《音学五书》中顾炎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上古语音体系即音韵学,通过无声音的材料总结有声音的历史,在现代依然有参考价值。顾炎武的学生江永继续研究古代音韵学,其著作《古韵标准》中为古音设立了标准。江永的学生戴震参与修纂《四库全书》。他说:“仆闻事于经学,盖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难。”当时学者认为这三点是做学问的三大难关,突破了三大难关,就是一流学者。这对当时的学术有一定的引导作用,这种导向形成了清朝的乾嘉学派,注重考据学,考证历史。当时的诗人朱彝尊修书《经义考》三百卷,详考历朝历代儒家经典著作存佚情况,包括其具体资料。这种学术的发展某种程度上客观地推动了《四库全书》的编纂,是乾隆修书的内在原因之一。   三、《四库全书》是怎样纂修的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皇帝向全国下诏,要求各省的巡抚和学政向皇帝献书,修皇家图书馆,供皇帝晚上看书。下诏十月中,曾无一人回复。因为之前的皇帝也有要求献书的传统,展示其重视文化的姿态,所以没有人重视。十月之后,乾隆再次下旨要求献书,此时各地设置专门机构“开局”为皇帝采办书。各省献书时汇编成清单,乾隆收到书后盖上乾隆三十八年的印,以便以后发还。在献书过程中,朱筠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朱筠在安徽做学政,向皇帝建议:开馆校书。《永乐大典》的许多书已经失传,建议重新搜集并编纂成册,是为辑佚。时任军机处大臣刘统勋根据乾隆的命令抽调汉人学者组成固定组织专门为皇帝修书,他出任总裁。在私人藏书家献书中,献书前四名依次为天一阁范懋柱、杭州汪启淑、杭州鲍士恭、扬州马裕。从中可以看出江浙两省文化程度远远高于其他省份。学者周有年在修《四库全书》前写成《儒藏说》,为《四库全书》做了理论和框架上的准备。乾隆三十八年春天,乾隆下令正式修编《四库全书》,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入手。除去各地献书外,皇家武英殿也向翰林院四库馆中献书。   乾隆为嘉奖献书的人,在好书上题诗盖印送还。赏赐献书前四名每人一套《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流传至今的《长短经》上有乾隆皇帝题诗和盖印。印十公分见方,有满汉两种文字“翰林院印”,右侧汉字左侧满文。献书到达四库馆之后,便由四库馆的馆臣分等,挑选可以入选四库全书的书籍。筛选之后,由专人用工楷誊抄在开化纸上,经进士或翰林编辑后统一装潢。前后超过三千人参与抄录,三百六十余人曾任职四库库臣。因《四库全书》篇幅巨大,不便于出版,于是抄录七份分藏于紫禁城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沈阳故宫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   四、修纂《四库全书》的几个人物的命运   参与纂修《四库全书》这样巨大的工程,成全了一批文化学术人物,他们或多或少地因为恭逢盛世而提高了学术声望。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遇却等等不一。刘统勋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任《四库全书》总裁官,他办事非常干练而周到。比如他制订的办法,在各地献来的书上盖“翰林院印”满汉文大官印,书皮上盖“乾隆某年某月某某巡抚送到某某人家藏某某书几部计书几本”的长方印记,都成为后来辨认四库进呈本的标志物,有了这一标志物,其文物价值大增。总裁官刘统勋可以说是编修《四库全书》的关键人物,他虽然在《四库全书》编修一年后病故,但其制定的重要章程、请来的重要人才却一直延续下去。纪昀,是纂修《四库全书》的第一功臣,也是沾光最大的一位。他虽然有《阅微草堂笔记》《纪文达公文集》等传世,但真正让他在学术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仍是充当《四库全书》总纂官。他学识渊博,一生最大贡献是编修《四库全书》。他真正发挥了学术主导作用,《四库全书》的很多标准有他的影子。尽管《四库全书》代表官方态度,但是从中也显现出许多其个人观点。陆锡熊在纪昀之后对《四库全书》贡献较大。刘统勋之后,于敏中接任负责总修《四库全书》,于敏中写信下指示主要是下给陆锡熊,留下了十九封信,几乎都涉及到原则性的东西,所以陆锡熊起的作用非常大。后来发现《四库全书》里还有错误,就派大臣们再去检查,一直到了冬天,陆锡熊被派到关外检查沈阳那一部。天寒地冻,病死在关外了。戴震在四库馆中起到很大的作用,他是乾嘉学派领袖人物之一,皖派代表人物。他在四库馆中是学问最好的,精通经学、算术、天文等。戴震在四库馆干的是细活,《水经注》《大戴礼记》《九章算术》等,都是他的拿手戏,他整理的书也总是作样板。据说他是经部的主持人,其实他在史部地理、子部天算等方面,都是大专家。后来他患足疾,只能在北京的家中修书,实在不行,准备回家了,还没来得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库馆的。浙东学派的邵晋涵,据说是四库史部的主持人。此人长于史,正史的整理多出其手。他从《永乐大典》《册府元龟》等书中辑出了原本亡佚的《旧五代史》。但同时他也是小学大家,《尔雅正义》是他的优秀佳作。他在四库馆生活也不从容,不得不收几个学生挣点学费贴补生活。程晋芳,出身盐商家庭。乾隆十七年考上进士,后来进了四库馆。其为人特别大方,在北京时为前来拜访的人提供饭食。但由于大手大脚,晚年在《四库全书》编书结束之后一贫如洗,穷得开不起火。桐城派大作家姚鼐认为《四库全书》是人间未见之书,他专攻常见之书——四书五经。姚鼐参加编纂四库全书后,因纪昀不赞同其对经典的评论,一年之后愤然退出。在临别时,翁方纲为其饯行。翁方纲修书十分勤奋,在编修《四库全书》遇到问题时,就到琉璃厂(旧时的书店)查书。   五、《四库全书》的命运   《四库全书》底本在乾隆皇帝收书后,统一存放于翰林院,但底本有发还记录的只有3000多部。客观上是由于抄完七份书,许多底本已破烂,有些书封皮掉了,上面盖的献书者的标记也就不存在了。还有些丢失了,难以发还。主观上也是由于大臣们怕麻烦不愿发还。这批书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乱,不断流失。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事变”,6月23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库底本绝大部份被烧毁。圆明园文源阁《四库全书》于咸丰十年被英法联军烧毁。镇江文宗阁阁书咸丰三年毁于太平军,扬州文汇阁的《四库全书》咸丰四年毁于太平军,片纸不留。杭州文澜阁《四库全书》咸丰十一年毁于太平军,丁氏兄弟奋力抢救,战乱之后,连年借抄,几乎补全,现存浙江图书馆。文渊阁《四库全书》是第一份钞本,1933年迁上海,后到重庆、南京,最后到台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海内外用的大都是这个本子。文溯阁《四库全书》1914年迁京,1925年迁回沈阳,1966年由文化部拨交甘肃省,现存兰州甘肃图书馆。文津阁《四库全书》1914年运京,1915年移交京师图书馆,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四库全书》的七个版本现无一部存于原处。七部书只余四套,其余三套以及底本都毁掉了。所谓内忧外患,《四库全书》的命运跟我国的重大事件无一没有联系,太平天国、英法联军、义和团、庚子事变,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六、对《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   对《四库全书》的历史评价,一直存在争议。杜泽逊教授认为有几点可以达成一致。   第一,《四库全书》纂修工程是我国历史上大规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经》,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为皇家校书,宋代曾巩校书,明代修《永乐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响,但论其规模宏大,全面系统,仍以刘向校书与乾隆敕修《四库全书》前后辉映,为千秋不朽之盛事。   第二,纂修《四库全书》过程中,馆臣们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错误,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校勘成果。这些成果,有的夹注于正文之中,有的则另编为《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过去我们看浙江书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献通考》,附有“考证”,有关著录或认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时所加的,但殿本实际上没有“考证”,《三通》的“考证”是光绪年间浙江官书局校刻《九通》时根据《四库全书考证》中《三通》的“考证”添加的。由于这个原因,浙江书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评价高一些。据浙江官书局刻本《文献通考》书末附的《通考考证》三卷统计,有二千零七十一条。说明《文献通考》在据乾隆殿本抄入《四库全书》时,馆臣作了校勘工作,发现并改正错误约二千条,逐条作了校勘记。还有少量错误,《考证》中指出来了,但没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献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谘,伟孙,封武林侯。修,谘弟,封宜丰侯。泰,修弟,封丰城侯。”《考证》云:“考《南史》,谘为鄱阳忠烈王恢之子。谘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脱去鄱阳一王不载,又以谘、修、泰为南平王伟之孙。误。”应当说,从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库全书》本,《文献通考》的文本质量有明显改善。这种附有校勘记的本子,在《文献通考》传世版本中还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没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库全书》之前,正经、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记,是从武英殿本开始的,殿本的考证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殿本《考证》大约一半以上并非讨论文字异同,而仍属文义的理解。属于文字异同讨论的仅占一小半。到《四库全书考证》则已变成几乎全部是讨论文字异同是非的“校勘记”。虽然仍然沿用“考证”这个名称,但其功能在专业化方面已经出现了大的飞跃。乾隆以后,刻书附校勘记,已逐步被认为是“内行”的做法。张之洞《輶轩语·语学》中认为,初学选择善本的主要标志是国朝人所刻,密行细字附校勘记者。这种普遍认可的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记的作法,始于武英殿本,形成于《四库全书考证》,至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已渐趋成熟。近几十年来,古籍整理成果不附校勘记的,甚至被认为“外行”。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不能不认为《四库全书考证》在学术史上,尤其是校勘学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地位。在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库》本作为校本,充分汲取《四库全书考证》的已有校勘成果,成为一种通行做法。   第三,纂修《四库全书》是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开始的。在整个纂修过程中,四库馆臣辑集了大量佚书,如《旧五代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元和姓纂》《直斋书录解题》等重要典籍,都是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出的。其中不少辑本除被收入《四库全书》外,还汇印成《武英殿聚珍版书》,流传于世。有的书《四库全书》未收,如宋苏过《斜川集》是周永年辑出的,赵怀玉据以刻于杭州,《四库全书》却未收入。随着《永乐大典》的不断毁灭,这些重要典籍在乾隆间及时辑出的历史贡献进一步突显出来。纂修《四库全书》以前,辑佚书早已出现,但大规模辑佚书则以四库馆从《永乐大典》中辑佚书为开端。嘉庆间修《全唐文》利用《永乐大典》中的材料,同时徐松辑出《宋会要》《宋中兴礼书》等重要典籍,可以说是直接继承了四库馆臣的做法。后来之所以出现马国翰、黄奭、王谟、严可均等一批辑佚书专家,也与四库馆臣辑佚书的影响分不开。   第四,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产生了一批副产品,其中有《武英殿聚珍版书》《四库全书荟要》《四库进呈书目》《浙江采集遗书总录》《江苏采辑遗书目录》《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四库提要分纂稿》《惜抱轩书录》《南江书录》等,与《四库全书》七部写本,共同构成纂修《四库全书》的丰硕成果,在中国文献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第五,纂修《四库全书》引发了一个学科“四库学”,乾隆以降,陆续产生了一批四库学新成果。例如《宛委别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四库禁燬书丛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四库存目标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补正》《四库提要辨证》《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清代禁燬书目四种》《清代禁书知见录》《四库采进书目》《纂修四库全书档案》《四库全书纂修考》《四库全书纂修研究》《四库全书馆研究》《<四库全书总目>编纂考》等等。在中国文献学史上,因为纂修一部书而引发一门几乎是显学的专门学科,《四库全书》也许不是唯一的,但却是最受人瞩目的。   《四库全书》是对古籍的一种篡改,这种思想与行为自辛亥革命后至今没有消弭。《四库全书》还配有一万多篇提要,水平之高代表着中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准,相加等于一本水平极高的国学总论。《四库全书》收录有很多的稀有书籍,推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水平,并由此衍生出大量的副产品,每一样都是不朽的,它的修成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座丰碑。当然,编纂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可避免的失误,比如对古书的篡改是确定的事实,底本选择时存在无意失误,誊录中出现错误,这些也都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整理:李思萌 徐嘉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