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梁思永遗作说起

    期次:第20期    作者:思宁





  近读梁思永之女梁柏有著《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颇有所感。作者从家人视角,回顾了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的短暂一生,概述了梁思永在上个世纪30、40年代到解放初,对我国考古事业开拓时期的巨大付出及杰出贡献。阅读中,常常不由自主掩卷唏嘘,感叹当年世事的坎坷艰辛,感叹那个时代维系学人之间、学人与学术之间既简单明了又生死与共的关系。

梁思永:奉献全部生命

  梁启超家族人才辈出,满门俊秀,九个子女个个成就非凡。受父辈影响,在个人命运抉择关头,他们的出发点总是国家、民族的文化传承和发展。梁思永是中国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留学哈佛,选择考古,出于梁启超的期望和安排。中国有着几千年文明史,而20世纪初年,在我国境内从事考古工作的却多是瑞典、法国、日本等国汉学家。梁思永学成回国后,从1930年到1937年,先后主持和参加了齐齐哈尔昂昂溪遗址、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山东日照两城镇遗址、河南安阳殷墟和侯家庄商王陵区等遗址的调查,并从1935年起全面主持侯家庄西北冈遗址的发掘工作。其发掘规模之宏大,田野工作之精细,考古收获之丰富,在国内均是空前的。他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两种新石器时代遗存的先后顺序以及与商代文化的关系,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史上划时代的重大发现。由于他的加入,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有了根本改变,从此纳入现代考古学的范畴。
  而他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野外考古本就艰苦,上世纪20、30年代条件更为恶劣。跋涉千里,冰天雪地,风餐露宿,还要防备土匪出没。一个世家子弟留洋学生,竟然对此全不介意,只为田野间的收获而欢欣鼓舞。他以“拼命三郎”的精神全力投入,积劳成疾,后来由烈性肋膜炎、肺结核,直至手术切除几根肋骨,身体几度濒危。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在敌军狂轰滥炸间隙,800多箱出土文物运到南京下关码头,梁思永以病弱之躯负责雇佣船只运输转移。1938年春,又以史语所负责人身份,与几位同仁共同押送300余箱一批器物乘船到桂林,后经越南抵昆明,再迁江边古镇李庄。兵荒马乱战火纷飞,身家性命朝夕难保,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先生曾说:“关于这批资料的‘取得’以及‘保管’,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中国的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的全部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

《侯家庄》:两代学者60年

  1954年4月2日,年仅50岁的考古学家梁思永病逝。他生前最惦念的是殷墟侯家庄西北冈墓葬发掘报告的命运。1935年遗址发掘结束后,在颠沛流离、极端困苦的战争生活中,他带病工作十余年整理文物、撰写报告,内容组织已有大致的轮廓要点,但始终没能完成。1949年,这批材料、文物被辗转运往台湾,从此成为梁先生的终生遗憾。
  台湾学者对梁思永遗作的处理堪为学界典范。同仁们从日本刊物上得知梁先生去世消息后,在李济先生主持下,梁思永的学生高去寻,全力整理辑补遗稿,历经20多年,终于完成八巨册考古学经典报告《侯家庄》。1991年高去寻82岁去世后,他的同事石璋如继续进行校补,又经过近5年的努力,直到1996年九卷册方才全部完成。一份考古报告,从1935年到1996年,60余年历经两代三位考古学家,足见那个特殊年代,中国学术发展的艰难,也足见那一代学人对学术事业的执着和坚守。
  然而这一过程中,学者们对学术的一片赤诚之心和高尚情操更令人感动。高去寻敏锐的学术眼力和开阔的治学方法,原为傅斯年和梁思永所欣赏。史语所的前辈们也大都认为,能够继承梁思永学术衣钵者,非高去寻莫属。李济竭诚推荐高去寻去美国深造。在他给赵元任的信中,称赞高去寻“为思永所赏识”“对他的渊博甚为敬佩”。傅斯年在世时,也“久有送他出国之意”,此次如能成功便“完成了傅公一未完之愿”。而此时不仅大陆台湾两岸相隔,傅斯年、梁思永也皆已离世。更何况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学界大佬秉性各异,相互之间并非毫无芥蒂,但此时他们丝毫不计前嫌,影响判断和决策的因素仅仅是如何促进后辈成长、推动学术发展。
  而高去寻本有自己的研究兴趣,为完成使命,毫无怨尤地整理这些“枯燥乏味已到极点”的报告。有人曾建议他找一些年轻学者来帮助,但他却说“年轻人应该发展自己的学问”“我做这件事只是在还债,替我自己,也替史语所还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曾经感慨地说,高去寻“完全是出于对史语所李济先生,尤其是对梁思永先生的义务感和责任”。高去寻费尽后半生心血,使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批原始资料公诸于世,增补的部分超过梁思永原作80%,但在著作的扉页,高去寻犹题为“梁思永”先生的未完稿,自己只是“辑补”!
  这个过程中,全无个人利益得失的算计,亲疏远近的考量,也没有世俗常见的“文人相轻”、派系门户、人走茶凉,更不要说移花接木、投机取巧等等。整个程序逻辑,从启动到运转,完全基于学术需要。

傅斯年:为梁氏兄弟跑关系

  李庄时期,战争胶着,前途莫测,是国家的至暗时刻,也是梁家兄弟濒临绝境之时。困守江边小镇的学人们,衣食无着,变卖典当旧衣物勉强维持生计,近乎弹尽粮绝。梁思永肺病加重卧床不起,梁思成之妻林徽因也已卧床两年。从重庆来到李庄的史语所所长傅斯年,以他超强的办事能力,采取非常规手段予以帮助。首先助其改善居住环境,选择高处的一间向阳住宅,主持装玻璃、造阳台,使梁思永能够在床上晒到太阳,以利于病体康复。更重要的是,素不求人的傅斯年先后几次向朱家骅、翁文灏等重庆要员写信,并要求转请陈布雷向最高当局陈情,历数梁氏兄弟对中国建筑学、考古学事业之举足轻重地位,“人品学问,皆中国第一流人物”,而重病至此,完全是“过量工作”所致,如今“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他凭借自己的身份地位、人脉关系,在顶层人物中反复斡旋,呼吁政府出手援助。最后蒋氏从自己掌控的特别经费中赠予二万元,解了梁家燃眉之急。若无这种雪中送炭的襄助,梁氏兄弟两家很难从困境中挣扎出来,那么梁思成的《中国建筑史》、梁思永的《侯家庄》也将不可能是现在的面目。
  而其实,傅斯年与梁家并无深交,甚至“对于任公,本不佩服”,运作补助之事也一直瞒着梁氏兄弟。傅斯年真诚无私,出以公心,没有丝毫个人好恶。而且他勇于担当,不怕任何攀比非议。种种运作,无不如清风朗月,堂堂正正。
  任何时代、任何群体都会因其成员秉性各异志趣不同,而难免矛盾纠葛,但为延续一脉学术薪火,李济、傅斯年、高去寻、石璋如等先生患难与共,相濡以沫,他们展现的学术精神足令后辈高山仰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