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与方克立先生的点滴交往

    期次:第20期    作者:何中华



  惊悉方克立先生于2020年4月21日不幸病逝,心情沉重,不禁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怅然。
  我最早知道方先生的大名,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1982年,他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专著《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厚厚的一册,影响甚巨。因当时百废待兴,学术著作的出版可谓凤毛麟角。印象中似乎唯有李泽厚先生的《批判哲学的批判》,还有陈晏清先生的《“四人帮”哲学批判》(均为人民出版社出版),同方先生的那本书一同风行学界,一时间洛阳纸贵,为我国新时期人文学术的繁荣开了风气之先。
  方先生是我的先辈,作为后生小子的我,原本与先生无缘相识,能够有机会同他有所交集,且受惠于他,完全出乎我的所料,也是我的莫大荣幸。记得那应该是方先生由南开大学调至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生院院长之职不久,他打算组织出版一套“20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丛书”。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了方先生由北京寄来的一封信,他热情地邀请我参与丛书之事,信中另附丛书宗旨、实施方案、初步选题,还有编委会名单,并告知已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谈妥出版事宜。令我颇感意外的是自己的名字在编委会名单中赫然在列。那时的我少不更事,不知天高地厚,竟然答应了此事。应该说,忝列丛书编委,依我的学术实力和声望实属非常勉强。我深知,方先生主要是意在勉励和提携晚辈。他希望我能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实践唯物主义问题的讨论作一种学术史的梳理和阐释,纳入其主编的那套丛书,作为其中的一本出版。后来我也认真地作了思考,并制定出详细撰写提纲,然后把提纲寄给北京的方先生请教,他很快地回信表示大体可行,并嘱篇幅宜掌握在20万字左右。但后来真正上手才深感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驾驭能力,且当时内心真正说来是志在思想本身的探讨而不在学术史梳理方面,所以迟迟未能完成这一任务,以兑现自己的承诺,深感有负方先生的信任和期望。迄今想来犹于心未安,愧对方先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一亏欠,我后来曾向他推荐过一位学者,因为该学者不仅在专业方面相当出色,且手头上正承担着一项国家课题,主题就是新时期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展,但结题成果出版似有难度。方先生回复说他愿意把它纳入系列丛书出版计划,接受了这项推荐。
  记得有一次方克立先生来山大访学,大概是零几年吧,我有幸见到他,那是同方先生仅有的一次见面。初夏的一个上午,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在山大新校留学生楼招待所,方先生下榻的房间,前来拜访的有几位是方先生在人大读书时的老同学,都是我的先生辈,还有几位是山大哲学系中哲专业的中青年学者,我也有幸在受邀之列,内心颇为高兴,因为这样可以有机会当面聆听方先生的教诲。印象中,在阳光的映衬下,方先生气色红润、容光焕发,有儒者的气象。他当时侃侃而谈,主要聊的还是学问上的事和学界的动态。在与我交谈时,方先生首先肯定了我这些年来在研究方面取得的些微进步,也委婉地指出了我在中国哲学文本掌握上的欠缺。这的确点中了我的软肋。我自知,方先生完全是出于一片善意,出于对年轻人弥补自身弱点的热切期待;而且又是那么婉转地表达的,生怕伤及我的自尊乃至虚荣。其用心之良苦,于此尤见一斑。
  这大体就是我同方先生交往的全部,简单而平淡,没有什么轰轰烈烈,但平宜中见精神。仅以此点滴追忆,悼念方克立先生的逝世。
  方克立先生,哲学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评议组召集人、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哲学专家组成员。学术专长为中国哲学。南开大学首批杰出校友。
  2020年4月21日,方克立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