抓住“新文科”建设的历史机遇

    期次:第21期    作者:山东大学报社 宋君波




  《中国大学教学》2020年第5期刊发了山东大学校长、教育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组长樊丽明教授的文章《“新文科”:时代需求与建设重点》,文章阐述了“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新文科”建设的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新文科”建设的重点任务。文章高屋建瓴,方向明确,内涵丰富,对“新文科”建设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中华读书报”微信公众号6月4日刊登了采访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文史哲》主编王学典教授的文章《王学典|何谓“新文科”?》,探讨“新文科”的内涵、“新文科”与“旧文科”的关系、“新文科”与第三次学术转型的关系、“新文科”与新时代的关系、“新文科”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等。王学典教授提出“新文科”建设的一个主张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可谓切中要害、一语中的。特别地,两位学者的见解对于促进山大“文史见长”又见长,对于山大人文学科的交叉融合创新发展,对于山大抓住“新文科”建设历史机遇促进山大人文学科繁荣发展,大有裨益。
  什么是“新文科”?“新文科”和“旧文科”有何区别?王学典认为,所谓“新文科”和“旧文科”之间的差异,应该是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和西方化学科体系之间的差异。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核心内容,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呈现和包含中国经验、中国材料、中国数据的文科,就是所谓的“新文科”。王学典进一步指出,新旧文科的第二大差异是,“旧文科”特别强调“分科治学”,而“新文科”格外追求“学科融合”;新旧文科的第三大差异是,“新文科”更加突出问题,更加强调以问题研究为中心。王学典通过分析,提出了“未来‘新文科’建设的重心就是弱化学科,突出问题”的主张。
  樊丽明在文章中概括说,“中国建设‘新文科’的核心要义是,顺应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趋势,着眼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任务,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新节点,基于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主张,促进文科发展的服务人的现代化目标。新文科建设的重点在于新专业或新方向、新模式、新课程、新理论的探索与实践。”这个概括明确指出了“新文科”建设的背景需要、出发点、使命担当、建设重点和建设目标,回答了学术与教育界对“新文科”建设的核心关注,令相关方面筹谋有谱,行有方向,应该成为中国高校“新文科”建设的指南,曾经以“文史见长”的山大更应该在“新文科”建设中起带头作用、示范作用。
  笔者非常赞同两位教授的分析、观点和主张,特别是关于“新文科”建设应注重从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得资源、动力和目标的主张,“新文科”建设注重融和的思路,“新文科”建设要和新时代同步的主张,寓“融合化、时代性、中国化、国际化”于“新文科”建设的统一体中。
  哲学和科学都认为,物质是无限可分的,事物的区别也可以无限进行下去,影响事物变化及其结果的因素可无限分析。这些认知导致了学科的分化,从宏观到微观,几乎可以不断分解下去。毫无疑问,这种脱胎于西方科学分析分化以及西方工业经济分工分化的学科分解发展的路数,符合客观事物属性和人类需要,产生了巨大的文明推动力,创造了近代西方文明,强盛至今。但,这种分析分化的路数并不是学科发展的唯一路数,而且西方文明业已显露出种种弊端,导致了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重重危机。学科发展还有综合的路数,还有交叉融合的路数,还有从解决实际问题中获取资源与动力的路数,而且这些路数发展出来的学科更具人文情怀和人类道德性,更具连续性、综合性、整体性,代表了文明融合发展、整体优化和可持续进步的发展方向。这些学科发展的新路数,恰恰是中国人文学术的专长和特色,需要在“新文科”建设中传承创新,发扬光大,结出硕果。
  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认为,西方文化是分析思维,这种分析思维就是抓住物质一个劲儿地分析下去,一直分析到基本粒子,这种分析思维最大的弱点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认为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文化,是综合思维。他认为所谓综合思维可以归结于两点:一点是整体的观念与普遍联系的观念;另一点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季羡林先生提出一个东西方文化发展趋势的著名论断:“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是西学东渐,到了21世纪,将是东学西渐,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文化如此,作为文化骨干与筋腱血脉的人文学术亦如此。分析是为了了解因果关系、作用机理机制,增强可控制性,增强获取标的的准确度和成功率。分析只完成了学术与技术的一半——知其然与所以然,还有另一半是应用,用于人类生产与生活的需要,去解决个体的人生问题、群体的社会问题、人类总体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这种应用显然不是纯粹的器用层面的,还有心理情感与精神意志的形而上学层面的。牵涉到人文问题,就应该用连续的、综合的、整体的中国式思维,用中国的学术精神——如民胞物与、中庸之道、和实生物、天人合一等,进行高级思维。西方科学讲究把人和物、人和自然分开研究,追求物化系统效率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但是,这容易导致“竭泽而渔”、“零和游戏”、“丛林法则”、“马太效应”、资源危机、环境危机、道德危机、战争危机、生存危机等诸多问题。中国的中庸之道把西方的“客观系统”改进了,增加了人的因素、“和”的法则,讲究共赢之道,追求人与环境的和谐、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全面优于西方“惟我最优”的追求目标。中国学术、中国文化的优势已经为许多中外学者共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逐渐成为人类的共识。
  事实上,早在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庄子已经发现了“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造成学术分裂、碎片化、专门化、门户化、“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的弊端。《庄子·天下篇》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的分科治学,学术注重论文发表数量、等次类指标,不注重实际问题的解决,不注重与“内圣外王之道”相合发展,以至于脱离社会、脱离时代的“闭门造车”“瓦釜雷鸣”等学术腐败现象屡有发生。一个学者发上百篇论文、出十几部专著,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文其著比起5000多字的《老子》、1万多字的《论语》价值几何?反过来想,能不能从这么多的学术成果积淀中凝练或者扩充形成一门或几门新学科呢?
  毫无疑问,“新文科”建设注重从解决实际问题中寻找学科问题、思想、理论、方法、学科发展动力,既包括服务国家需要、社会需要、人类文明发展需要,也包括服务地方、社区、企业需要,也包括服务个体人生的需要、解决人生疑难问题,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每一个层次的服务都不能少,每一个层次的问题解决都足以刺激一门新文科的诞生。假如山大服务山东很好地实现了新旧动能转换,山大服务济南尽快实现“大强美富通”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山大服务企业成长为像华为和浪潮一样的企业,或者引导人工智能产业化替代了大部分人类的体力劳动,将人类从必须劳动的限制中解放出来,帮助人的发展实现了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目标,这其中涉及的人文问题资源是不是足够刺激创新出很多门新文科?
  如何评价“新文科”的建设效果?或者,我们建设的“新文科”是好的,还是坏的?标准是什么?笔者主张,还是要回到实践检验,依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标准,去检验我们建设的“新文科”解决人生问题、社会问题、中国问题——解决中国人的现代化问题的效果,去检验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践效果,去检验应对能源危机、资源危机、环境危机、气候危机、疫病传播危机、贫富分化危机、道德危机、战争危机等全球性问题的效果,去检验解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全球治理问题、人类和平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效果,用事实说话,用效果说话,让人民评价,让人类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