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审美“趣”论
丁培卫,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山东大学工会副主席,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省青年书法家协会会员,历下区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第九届济南市青年科学家论坛执行主席。出版《文化战略》(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全球化与中国民族动漫产业发展》(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等个人专著三部,先后在《中国文化产业评论》、《中国社会科学报》、《社会科学辑刊》等国家级核心报刊发表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被《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等摘编或全文转载。主持或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交叉学科项目十余项。
“趣”历来是中国书法理论研究视野中的重要审美范畴,它与“势”“媚”“韵”“神”“妙”“逸”“自然”“风骨”等一直是书法家的美学旨趣和审美追求,展示着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艺术美学思潮。“趣”不仅揭示着书法作为一门造型艺术的本体质性,而且它更能展现出书法创作者的美学趣尚和文化品格。“趣”的书法审美思想,大致源于汉魏六朝,升格于唐宋时期,至明清时期则达到一种更高境界。
书法创作中关于“趣”的论述,历来强调“趣”出自天然——“趣由天生”乃为真趣。这种“趣”的意蕴是书法作品中所展现出的最内在的审美情趣。著名学者袁行霈先生认为,“趣”对于书法而言是使其成为艺术作品的必备条件,是书法之灵魂,书法固然讲究笔法间架,但也少不了一个“趣”字。这“趣”即是书法作品之能成为艺术的必备条件之一。
受魏晋玄学兴盛的思想风气影响,魏晋南北朝书风追求“玄妙之趣”。晋代玄学关照内心,追求玄学上超脱的精神理趣,晋代书法家和书论家们通过对书法的关照,将这种理趣具体化、形象化,通过书法鉴赏而获得“趣味”的表现。钟嵘在《诗品》中以“趣”来评价阮籍咏怀诗歌,“厥旨渊放,归趣难求”。意思是这首诗主旨非常深远,而且回归自然的趣味最为难得,在其他人的诗中很少能看到,钟嵘认为阮籍咏怀诗最珍贵的一个品质就是表现了“趣”的韵味。
唐代书法家对王右军推崇备至,书家皆以追求王羲之书法旨趣作为最高标准。唐代书论家们也将“趣”作为书法的最高品评标准:孙过庭《书谱》中对“趣”之韵味非常推崇,认为书法之“趣”是无可比拟的:“夫潜神对弃,尤标坐隐之名;乐志垂纶,尚体行藏之趣。”意思是全神贯注下棋之人喜欢标榜“坐隐”之名,而喜欢逍遥垂钓之人,能体味“行藏”的情趣。但是垂钓和对弈之趣在孙过庭看来又怎能和书法之“趣”相提并论,书法如同陶工揉和瓷土、塑造器皿一样变化无穷,趣味亦无穷;张怀瓘在其《书断》中对钟繇书法评价甚高,也全因他的作品中表现出的“异趣”:“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点画之间,多有异趣。”他认为钟繇的楷书可谓绝世之作,因为他作品点画间表现出的“异趣”不同于常人,趣味盎然。书法讲求“趣”的风气在唐代逐渐盛行,这一美学范畴也渐渐形成自身独特的内涵。书法家抓住并把握自己内心无限缥缈感情和审美趣味,通过墨色、线条的变化将这种情绪表达出来,并且他所表现出的审美旨趣可以给观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和认同感,这就是“趣”。“趣”关照创作者内心,追求对书法家独特的个性气质和审美趣味的表现。将书法家的人生阅历和审美追求融汇于书法表现之中,并得到观众共鸣,这就是书法之“趣”。书法中所表现的“趣”与其他艺术形式不同的是,通过笔法、结构、章法等手段产生线条变化、墨色浓淡等多重变化,从而来表现艺术家无限丰富的内心世界和精神气质。“趣”不仅具有表现性,还具有精神性、心灵性、玩味性、趣味性,“趣”比“意”更自由,更富情感性,更加不受理性的束缚。
“趣”对于书法创作而言,不仅是让整幅作品散发光彩的“点睛之笔”,更是书法的灵魂。魏晋时期,书法兴盛,逐渐由“实用性”向“审美性”阶段发展。此期,不少书论家开始自觉地将“趣”作为审美意象运用于书法批评。《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记羲之曰:“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王羲之论书尚“意”,他指出“须得书意转深,点画之间,皆有意,自有言所不尽,得其妙者,事事皆然。”“意”,即笔画之中寄寓自然欢乐旨趣,抒发书家的意绪和情操,“赖丝竹陶写”以达到自然欢乐之趣,故清刘熙载《书概》指出:“右军《兰亭序》言,因奇所托取诸怀抱,似亦隐寓书旨。”晋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云:“王献之……善隶、藁,骨势不及父,而媚趣过之。”羊欣评骘古今书家,比较分析了王氏父子书风差异,认为王献之书法虽“骨势”不及父羲之,但以“媚趣”胜。《晋书·王献之传》也说:“献之骨力远不及父,而颇有媚趣。”“媚趣”不以风神骨力为长,而以流动妍丽见美。王献之“媚趣”书法在南朝甚为推重,受欢迎程度超过了父亲。
汉魏六朝时期,人物品评、山水品赏、谈玄论道成风,文化艺术视阈中,追求自然“天趣”“万趣”“琴中趣”“酒中趣”,探求文之“理趣”“意趣”“画中情趣”“风趣”“骨趣”等成为当时文人隐士表现自我情性、寄寓审美理想的表征。“尚趣”是宋人书法艺术的最高追求,是书家在压抑的世风中醉心书艺、不随流俗、张扬个性、书写自我灵魂的艺术表现。元代书家、画家集于一身者居多,书家不事丹青尤可,画家则决不可不习书法。中国画有题跋文款始于元代,这对后世的书法绘画艺术的影响极为深远。明初几位皇帝如朱元璋、朱棣都喜爱书法。国家设有中书科,凡能书者,授官中书舍人,在内阁中办理文书。但是,明人书法基本上为元代书法的延续,没有大的突破。清代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书坛渐成“帖学”和“碑学”二水分流的局面,导致了书法流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分化。清初四大家汪士宏、何焯、陈亦禧、姜宸英,他们专以帖学取胜,在当时的士大夫文人中影响很大,不少还是宫廷书家。游弋于碑帖之间的书家郑燮,有诗、书、画三绝之美誉,书初学欧,染馆阁习气,后仿黄山谷,又受石涛隶书影响,揉入画兰、竹之笔意,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体现出前碑派破帖的特征。
中国书法的发展,伴随着汉字的产生与演变,历经沧桑,熠熠生辉。出现在商代中后期的甲骨文与金文,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最古老的汉字记载。而汉字书写发展成为真正自觉的书法艺术是在汉末魏晋之间。在历史的传承与创新中,书法出现了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形成了手札、手卷、条幅、中堂、对联和扇面等形式,在工具材料上也不局限于常使用的笔、墨、纸、砚上,连金属、石头、木板、织物等也成为书法镌刻和书写的媒质。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面的沟通与交流都由书法承担,如书信、公文、著作等。书法的展示空间从家居、官署、商铺、寺庙延伸到名山巨石。书法还出现在国家庆典、祭祀等重大活动以及平民的喜庆、丧葬、宗教等日常活动中,并承担着重要的记述功能,如石碑石刻、青铜器铭文、春联等。书法是中国知识分子必备的一种技能,它不仅有交流信息的实用性功能,它还以特有的造型符号和笔墨韵律,融入人们对自然、社会、生命的思考,从而表现出中国人特有的思想文化、人格精神与性情志趣。时至今日,书法不仅讲求技法和意趣,更重要的是要书法创作中包含着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所以对书法的追求是理解中国文化真谛的过程。因国家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书法在全球中的影响借着汉语热也在逐渐向世界传播。中国书法文化所体现的主旨,就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和中国的大雅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