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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期(总第2073期) 2017年10月25日   本期八版  上一期  下一期  更多期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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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儒学和夫妇之伦



作者:文競萱
  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在洪家楼校区举办题为“进步儒学与夫妇之伦”的讲座。美国卫斯理安大学哲学系主任、东亚学院院长安靖如(Stephen C.Angle)教授受邀担任主讲人。安靖如通过介绍儒学发展的背景与夫妇之伦的现代表现来引入进步儒学与人伦的价值认知。
  近一百年来中国社会变化剧烈,这对儒学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传统儒学成长的环境和现在的环境有很大的不同。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儒家传统在中国受到过很多批评,“五四”之后中国全盘西化。“文革”时期宣传放弃传统,结果是公众普遍觉得儒学是负面的东西。近期有所谓儒学复兴的现象,但是支持儒学复兴的学者里面,发声最有力、最引人注目的多采取比较保守的态度,尤其是在人伦方面,甚至又有人开始说,在现代社会应该再执行传统的内外之分,比方说女性应该回家,在家里做事。安靖如认为,几个方面结合起来,造成某些知识分子、学者、公众对儒家的态度比较负面。那些原来不觉得儒学具有封建性的人,听到保守派对儒学的解释,可能会放弃儒学。安靖如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进步儒学与人伦的。
  安靖如解释了“进步儒学”的基本意思。他在2012年出版的英文书《当代儒家政治哲学》中讲到如何走向“进步儒学”。近年有中译本出版。
                  进步儒学
  “进步儒学”有几个基本属性。第一,把儒家传统理解为继续发展的、活着的,而不是死的、只能放在棺材里的东西,活着的传统表示它还在变化、发展。儒家传统从先秦、汉唐、宋明、清、民国一直到现在,一直是在发展、变化的。儒学没有演变也就没有传统可言了。第二,儒学能够发展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它对现代性批判性地承认。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现代性的承认,承认社会已经变化太大,当前是现代社会,不能回到古代,这对儒学现代的内容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这不是完全承认,不是说现代性都好,也不是对现代社会中的所有现象都承认,而是批判性地承认。批判性地承认,需要用儒家标准来对现代社会的现象做反思,该批评的批评,该支持的支持。儒学的判断标准比较复杂,核心标准是传统儒学很重视的“内圣外王”。“内圣外王”是从庄子而来的,儒家很早就开始用,宋代理学特别重视“内圣外王”。“内圣”指一个人在德性上发展的可能性,生之为人可以成圣。当然圣人是非常少的,“内圣”的意思是说每个人都应该追求成圣,追求明天比今天好。成圣是原则上能够达到实际上达不到的目标,但是儒家有一套功夫论,有自我修养的方法,所以明天比今天好是可以达成的。重视德性的发挥是儒家最核心的东西。“内圣”与圣人其实没有直接的关系,只是重视人内在德性上的发展。“外王”和国王也没有关系,“外王”可以理解为政治活动,或者更广一些,指所有公共领域的活动。
  “内圣”“外王”二者具有重要的连续性。可以从两个角度审视:第一,“内圣”必须在“外王”的领域里才能有所表现。对道教而言,人可以隐居山上,期望修炼成仙。但是儒家的“成圣”必须有话语权,在公共领域有实践、有影响,甚至影响最大。想有“内圣”的进步发展,必须有对外的影响,比如与别人的关系、对你所参加的共同体发挥作用等,不一定是政治上的治理,任何对社会的影响都算,都是外王,范围很广。第二,“内圣”“外王”有连续性,还体现在,如果在“外王”领域遇到障碍,则可能阻碍自身德性的发展。还体现在,如果不能参与“外王”的世界,等于说也不能在“内圣”方面有所发展。所以,“内圣”在德性方面是最核心的,儒家也强调“外王”的社会安排,即“外王”是为了“内圣”而设置的。
  安靖如强调,进步儒学的进步没有目的论的意思,只是说为了个人德性上的进步需要一些相应的“外王”或者制度上的变化、进步,进步是在这个意义上讨论的。它与世界上其他的进步性思想、社会运动有类似的内容。比如和西方的女权主义有相似之处,这是儒家本身在现代环境下的发展。
                儒家人伦说之夫妇有别
  安靖如阐释了人伦的概念、孟子的“五伦”说及他对“夫妇”之伦的看法。
  《管子·八观》:“背人伦而禽兽行,十年而隳。”意思说如果违背人伦,禽兽就会很多,十年后人的社会就没有了,只剩下禽兽。人和动物的区分很重要,人之为人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人伦。更有名的是孟子的“五伦”之说,孟子说夫妇有别,安靖如强调了他对“夫妇”之伦的看法。
  人伦不是生物学的涵义,禽兽是没有“伦”的,人伦很重要,不可以轻易放弃。“伦”是长期的、不容易变化的东西。人伦与人的生物学存在,很像“性别”和“性”的区分。性是一个生物学的范畴,而性别是在性的基础上设立的社会性解释,是两个层次,人伦也是这样。
  最低的是生物学的东西,第二个层次是普遍性的人伦,哪些方面的“伦”都可以,你可以自己想象,有很多社会安排的可能方式。在此基础之上,第三个层次就是儒家强调的特殊人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以此类推,还有第四、第五个层次。孟子的五伦说夫妇有别,这个“别”是儒家给“伦”设定的一个标志。假如我们说夫妇未必有别,可以选择另外一个标准,比如夫妇平等,因而儒家选择的标准很重要。禽兽、人伦、儒家特殊的人伦、儒家特殊人伦的标准,逐级而上。儒家特殊人伦的标准表现出来即是“礼”,“礼”教育人们怎么表现儒家特殊的人伦和标准。特殊的人伦要求按照“礼”去做,按照“礼”去教育孩子怎么做。
  按照儒家哲学,儒家特殊的人伦、人伦标准及礼,哪一个层次可以变化、应该变化,是要思考的问题。什么层次可以变化是个很具体的问题,最表面的“礼”的层次,应该是可以变化的。也有一种观点认为,礼是客观的,不应该变化,比如《荀子》所持的立场。但是从历史传统看,从《论语》开始,变化的可能性甚至必要性是很清楚的。《论语》里有:“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从夏朝到殷商,礼有一些变化,有一些损益,孔子没有说这是不好的事情。当时的圣人是这样做的,他是可以接受的。《礼记·礼运》里的一段话讲得更明白:“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意思是说先王时没有的礼,如果是从“义”而来的就可以,新的“礼”是可以创造的,主要是要从“义”出发。朱熹的宋明理学也有类似的表述,“礼”是可以变化的,标准是“义”。其他层次是不是可以变化,就比较难说。明朝末年几个名气不太大的儒家学者,特别重视朋友之伦而不太重视君臣、夫妇、父子之伦,但是他们也没有说放弃其他的“伦”。基本上,传统理念、传统儒家没有清楚地说过,人伦本身或者人伦标准是可以变化的。
  “夫妇有别”在《礼记》中有两层意思。一是男人结婚的时候,为了避免乱伦,娶的妻子应该是别姓,是异姓,这是最初的用意。但是《礼记》在这个基础上又加上了其他的意思,这个“别”有一个价值判断。
  现在社会好像对儒家“夫妇有别”的理解有很大的问题。如果夫妇有别不可以变化———“礼”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基本标准“别”是不能改变的,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更严重的问题是,“别”的概念带有歧视女性的意思,“别”基本上是限制女性的行为范围,是所谓“内”,男性是“外”,女性不可以参与公共领域的活动。按照儒家的立场,承认内外之分、夫妇有别的社会安排,是给女性的发展设定了一个重要障碍。宋明理学时期,很多人明确说女性不可学习,不可成圣。所谓“妇德”和普通的三纲五常中的“仁”是不一样的,“妇德”是专门给女性制定的标准。安靖如认为,儒家有落后于时代的思想资源,有内在张力,有需要批评的地方,但是传统儒家没有意识到,因而没有相应的自我批评。儒家在现代社会面临着挑战,就是所谓张力,儒家必须变化,因其内在思路存在问题,如果一种传统理念对某个人或某个群体有偏见,是不好的,应该改变。
  安靖如回应、反驳了夫妇有别的保守观点。有学者觉得“夫妇有别”是自然的,同济大学的曾亦教授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女性在农业社会里面没有男性那么强,在耕田的时候,她们能做的没有男性那么多,这是内外之分自然的基础。对此,安靖如认为,农业社会只是人类生活的模式之一,最多可以说,在农业社会里“夫妇有别”是有一些基础的。现在的纯农业社会很少,这是现代化的结果。在现代中国的现代社会不能用这个论证来说夫妇有别是自然的。
  山东大学的张祥龙老师近期写了一本书《家与孝》,书中对夫妇有别的自然性有进一步的思考。书里讲到,人类早期经历了很长时期的采集狩猎社会,环境对人类是很重要的进化的适应的过程。进化的结果遗传给我们一些基本的心理学上的本能,这才是夫妇有别的基础,人的自然的个别属性就是夫妇有别的。这个比曾亦老师的自然说更复杂,但也是可以反驳的。第一,进化的结果可以说是基因型,但是现在所表现的结果,是所谓的表现型,不只是因为基因型而来的。基因型在环境影响下出来的结果,才是表现型,这是基本的生物学逻辑。很清楚,现在的环境跟采集打猎时期的环境非常不同,所以不能说采集打猎社会里出来的基因型,在现在环境里面会有同样的表现。第二,我们必须顺从自然吗?儒家传统早就说了不要完全顺从自然。比如孟子说,人的耳朵、眼睛很容易“蔽于物”,就是说看到好看的东西、听到好听的东西,我们会想要,但是未必该拿。孟子说必须用心来“思”该不该去拿,这是说,“自然”不一定是对的。以上两种观点,都是以“自然”来维护保守的人伦态度,是不对的。
                 经典的权威性
  安靖如讨论了经典的权威性。经典的说法现代人是不是要照做,也就是经典的权威性,是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之所以复杂,原因有三。第一是对经典有不同的理解、解释,某一段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常常引起辩论,很难照经典去做。第二是经典本身没有统一的标准。比如清华大学唐文明老师有个论证说“父子之伦”是最重要的伦。他的证据是来自文献《丧服传》。《丧服传》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不知道。《丧服传》的确是古书,但是否所有的古书都具有权威性,是需要讨论的。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是经典,如何理解经典的地位。现在很多人不是很相信传统,认为经典是人写的,是人的语言,不是神的语言。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的经典有很大的不同。说是人的语言,不是说没有权威,而是说与神的话有所不同。圣人聪明,有智慧,依然是人。在解释经典的时候,常有人说,这个地方孟子错了,那个地方孔子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对于“经”到底是什么意思、有什么权威,有很多辩论。所以今天不能简单地把经典当作不可怀疑的权威。
  第三是工具性的论证。某一个社会安排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论争常常是从现代人的立场进行的,往往和儒家的基本价值和立场没有关系。工具性的论证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必须有证据,要把研究拿出来探讨,采取尽可能客观的立场,全面地对待证据。还需要与其他工具性的理由进行平衡。一个事物有不好的方面,不等于说就要放弃不做。生活很复杂,总会有一些好的、不好的方面,从工具性的立场出发必须做一个平衡。当一件事可能会有些不好的影响,同时也可能会有很好的影响时,就应该做。另外,重要的是要从儒家的立场看待,儒家最看重的是本性的发挥,所以工具性的论证不能说都是平等的,如果某一个社会安排对德性的发挥造成了障碍,就是不好的。如果有些语言可能会造成不太好的后果,那么就要在语言上做一些调整、改变。
               进步儒学之于夫妇之伦
  安靖如谈了进步儒学是如何看待夫妇有别的。第一,在当代社会里面,我们既不要放弃人伦,也不要回到古代,而是找到自然的可能性之间的选择,同时也要接受人伦体现的核心价值和智慧。儒家把人理解为关系中的人,人不是单一的个体,不是单向度的人;人伦概念的一部分重要性在于帮助我们理解“关系中的人”的内涵。安靖如批评传统的、对人伦的一些保护论证,但是他同样也认为人伦很重要。在进步儒学批评现代化的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对每一个“伦”,甚至是每一个“礼”进行反思。我们现在的人、现在的儒者,对每一个人伦,每一种“礼”应该有什么样的看法,这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儒家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一个积极的建设性角色的话。他举一个例子。清明节的时候他发现一个新的现象,可以花钱请人到你祖先的坟墓去替你扫墓,你还可以用手机在微信上看他做,你可以看到他真的在做而不是骗你,这是新科技给人的新选择。安靖如说,对此他不敢断言是好事还是坏事。他跟朋友们讨论这些新的做法,大家的看法都不一样,说明这个现象很复杂。我们需要一定标准和方法,来帮助判断什么样的新改变是好的。
  对类似的新“礼”做出判断的时候,用什么标准?安靖如认为,儒家“关系中的人”在现代化社会的重要性,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性,以及“儒家式的平等”,都是要考量的因素。比如讨论工具性论证的时候,要将相关的社会科学纳入其中,是跨学科的工作,不只是哲学,还需要和社会学、心理学专家合作讨论。有一个重要的前提是儒家强调的“和而不同”的概念。人是不同的,一个人跟别人会不太一样,这是没问题的,不同可以互补,所以儒家说不一定要人人都一样。但是保持“不同”是要达到“和”的平衡状态,这个很重要。“儒家式的平等”是说,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成圣的机会,这是儒家一直提倡的,是性善概念的基本意思。人人可以为尧舜,这就是儒家式的平等,也是儒学内在张力的重要表现。
  最后安靖如探讨了从现代的角度看夫妇之伦应该是什么样的。他用配偶一词替代了夫妇。配偶承担的社会功能是什么?他们要养育下一代,不仅是养育下一代,更是养育好下一代。于儒家而言,我们不只是动物,我们是人,而且是应该做好人,这是德性发挥的一个重要方面。好的配偶可以养育好的下一代。另一方面是配偶们应该以对方的修养为坐标提升自我。他们不只是养育好下一代,同时也是活在当下的人,他们自己在德性上的发挥也很重要;而且他们之间的关系最密切,彼此在修养上、功夫论中的相互作用非常重要。不止是现在如此,早在宋朝朱熹就意识到夫妇之伦的重要性。
  还有一个问题,夫妇是怎么样分配责任的?所谓的内外之分都和分配责任有关系。以现在儒家的眼光看,分配职责应该以“和而不同”来理解。每个人都有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兴趣和擅长之处,在分配责任的时候,必须考虑配偶间的具体情况、机会、教育程度等不同方面。关于如何处理复杂情况,儒家早有认识,即以道德自觉正确、全面地认知事物。假如我们稍微有点德性,我们的反应就会是对的反应,我们会用仁爱去看事情,关心对方。倘若用仁爱的关心和比较成熟的自觉去看事情的话,就应该有比较自然的、恰当的回应。这就是说,并没有很简单、清楚的规则告诉我们怎么分配夫妇职责,而是要做特殊的判断,因时因事制宜,甚至可能每天都有不同的分配。至少不能说,某些事情都应该是某个配偶去做,那有点太同而不和,所以合适的做法应该有动态性。
  这样的话,夫妇有什么标准,是不是还有“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有“别”,“别”的部分意思其实和“和而不同”差不多。这样看的话,每个人都有“别”于他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安靖如认为,如果强调夫妇有“别”,强调夫妇的不同,会显示夫妇之间的不同特别重要,但是这种“别”、这种不同,其实也并不比其他的不同更重要。现在的儒者应放弃“别”这一标准。现在认识夫妇之伦,应该用什么标准来替代“别”呢?他说还没有想到一个满意的答案。在他看来,可能是“和”,夫妇有和,没有比“和”更好的。
  安靖如(Stephen C.Angle),美国著名汉学家,精通中文与日语,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尤其是现代中国思想和儒学传统,以及当代西方道德心理学、元伦理学、语言哲学。现任美国威斯里安大学哲学系主任、教授。(整理:文競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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