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文化地理

　　（接上期）2.求学昆明

　　昆明历史上是兵家必争之地，大观楼上有一副著名的长联，由乾隆名士孙髯翁所写，其中一句“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真实地反映了昆明易守难攻的战略价值。昆明是抗战期间后方著名的民主堡垒，北方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把昆明作为战时的立脚之地，是明智且稳妥的选择，也造就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短暂的辉煌。汪曾祺于1939年从家乡高邮出发，途径上海、广州、越南海防，水陆辗转到达昆明，投考西南联合大学。除了西南联大以外，汪曾祺在昆明的盘桓之所还有多处。如云南大学晚翠园，这是汪曾祺和他的曲友们聚会之处，曲友包括陶光、张宗和、许宝騄、罗常培、吴征镒、王年芳等人。吴新雷《中国昆剧大辞典》一书，从四十年代在云大晚翠园活跃的西南联大昆曲青年票友中选出了“联大三杰”，即吴征镒、王年芳和汪曾祺。再如翠湖，汪曾祺曾以此为题写过一篇散文《翠湖心影》。翠湖边有座官办图书馆，馆员有点“仙风道骨”，每天上班没有固定时间，他什么时候到图书馆，就把钟表拨到规定上班的八点。还有金鸡巷4号，这是汪曾祺的住处，刘北汜、萧荻、萧珊等冬青社员也曾住在这里。又如莲花池，汪曾祺在散文《草木春秋》中题诗一首：
　　“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汪曾祺自称是“茶馆里培养的小说家”，没上过几节课，常坐在莲花池边的石椅上读温飞卿的诗词、与朋友们闲聊，聊出故事来就写小说。文林街，是联大教职员宿舍，沈从文也在这个地方居住过。汪曾祺追随沈从文投考西南联合大学，沈从文也很欣赏他，把他当作朋友一样看待，带着他到各个旧货市场上去搜寻各种文物古玩。还有正义路、金碧路、文明新街等等，这些地点在他的描写地理中都经常出现。
　　在昆明求学的几年是汪曾祺的人格定型期和艺术学徒期。汪曾祺把昆明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他的人格、文学气质里有很多方面和昆明生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他在晚年创作大量以此段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散文，凸显了昆明生涯在汪曾祺人格和艺术中的重要地位。昆明的苍山洱海让他欢欣流连，亚热带高原的独特物候风情让他目不暇接，掺杂着耗子屎和砂石粒的“八宝饭”和文林街偶饱口福的米线、饵块哺育了他青春的身体，凤翥街上的三教九流让他体验人间万象。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接受了民主思想，呼吸到独立自由的学术空气，为学为人活泼开放。这种精神层面的影响，是抽象的，是一种气质，一种格调，如云如水，水流云在，难于确指，但确实存在。又如他人格中有强烈的“名士气”，究其原因，除了来自扬州八怪等苏中文化传统的影响，战时昆明文人集团中的“名士文化”尤不可轻忽。闻一多、罗常培、刘文典、金岳霖、曾昭抡、陶光等活跃在西南联大的文人名士，对汪曾祺的影响都是重要且深远的。汪曾祺在昆明遇到自己终生追慕的艺术导师沈从文，并聆听了一批大师级学者的课程，不无随性地浏览了古今中外典籍，形成开阔的艺术眼界和相当的学术功底，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艺术气质与风格，这里堪称是其取之不竭的精神堡垒和艺术武库。
　　3.驿站上海

　　上海本应是汪曾祺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驿站，但由于他在创作中很少提及，似乎只有小说《星期天》中有所表现，以至于上海这座城市在汪曾祺艺术创作中地位略有下降。近些年来，经过部分学者的研究和探讨，汪曾祺1947年前后在上海的活动地理变得逐渐清晰。解放后，他也多次往返于京沪两地之间。上世纪六十年代参加京剧现代戏写作的时候，他在江青的指示下多次到上海市委接受对剧本《沙家浜》的修改意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他又多次途径或奔赴上海参加各类会议与学术研讨。1995年，《汪曾祺文集》中收录了根据沪剧《芦荡火种》改编的《沙家浜》剧本，但因未将原编剧文牧的名字标出，以至于文牧的遗孀在多年之后为此和汪曾祺打官司。这是汪曾祺晚年深受困扰的一件事情。
　　4.寓居京张

　　1948年，汪曾祺来到北京谋生，在此成家立业、生儿育女，继续他的文学编辑与创作工作，直到1997年逝世，此间有近50年的光阴。他北上进京的初衷是为追随未婚妻施松卿，但是更多是因为，北京作为华北大都市和著名古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和“京派”文学的发祥地；抗战胜利之后，西南联大人文群体的主要力量回迁北京，其中包括他的文学导师沈从文，以及在西南联大时期结下的终生好友朱德熙、李荣等人。汪曾祺初来的时候，北平是战后百废待兴的文化中心，不意稍后却成为新中国的政治中心，对于在师承和趣味上都有“远离政治”因子的汪曾祺而言，北京的意义是复杂的。
　　汪曾祺在北京寓居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48年至1957年是第一阶段，期间他只有少数散文、特写和戏剧的试笔之作。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艺术路向和时代大势的矛盾。以政治为轴心的文艺主潮，使汪曾祺的艺术趣味、文学理想失去依附。既成的、相当个人化的艺术风格难以为继，要想“随流”，必须经过艰难的转轨、蝉蜕。在找到稳妥的转轨方式之前，唯有沉寂喑哑，休笔转业。恩师沈从文的矛盾处境之镜鉴亦是一个因素。汪曾祺虽未成为“专业作家”，但职业始终没出艺术界，没有脱离文字生涯，在《说说唱唱》和《民间文学》当编辑，对中国说唱艺术广泛而深入的接触和积累，以及与老舍、赵树理等民间市井趣味甚浓的作家朝夕盘桓，激活了汪曾祺心中似乎早已消泯的民间兴致，使他在传统与民间文学方面增加了厚实的积累。在这个期间汪曾祺有不多的“北京书写”，却也是非常精彩，如1948年刚到北京不久所写的《卦摊》，描写东安市场的市井万象已是穷形尽相；进入新中国时期于1951年所写的《一个邮件的复活》，虽只是篇特写，但以其圆熟的叙事技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写于1957年的《国子监》是此期散文的代表作，娓娓道来，显示汪曾祺对故都历史文化的认知已达到熟稔于心的程度。
　　编辑生涯不意间成为汪曾祺漫长的艺术发酵期。此前的西南联大时期，他膜拜西方现代主义，醉心象牙塔里的先锋实验；上世纪六十年代后他回归民间与传统，中间似乎有个鸿沟，其实不存在什么鸿沟——正是在这个漫长的发酵期里，他实现了艺术上“暗转”式的跨越。
　　1958年下半年汪曾祺被打成“右派”，当年被发配张家口劳动改造，一去三年，他的人生地图上由此出其不意地增加了张家口一站。张家口地处冀西北，蒙古高原南边缘，历来是交通要冲，海拔较高；它的得名是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守备张珍在北城墙开一小门，曰“小北门”，因门小如口，又由张珍开筑，所以称“张家口”。高原地区适合种植土豆，汪曾祺在沽源县参加劳动改造时，曾奉命绘制马铃薯《图谱》，生活虽然艰苦，但他自得其乐。张家口的劳动生活，可以说是汪曾祺一生的低谷，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未尝不是上帝的馈赠。正是在这里，汪曾祺平生第一次得以比较长时期地深入民间生活，也第一次从生产实践和切近交往中认识到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随遇而安》）对汪曾祺而言，张家口是流寓地，亦是避风港。和很多“右派”作家相同的是，汪曾祺从起猪圈、刨冻粪、扛粮食等沉重的劳动中经受了严峻考验；但不同的是，农科所对北京来的“老汪”没有歧视，给他保留了起码的尊严。塞上高原收容了落难者，虽然紧张的政治斗争和沉重的生产劳动为张家口生活涂抹上压抑的底色，但出现在作者笔下的却是快乐的劳作、温馨的生活、健康的人性、动人的世间真情。他对农村的了解，大体得益于这段时期。汪曾祺与张家口之间也算是相互馈赠。一方面，张家口填补了汪曾祺的阅历空白，磨练了他的意志，丰富了创作题材，正如他曾自言：“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从一个作家成长成熟的角度来说，这绝非戏谑之语。另一方面，从张家口的角度来说，汪曾祺这样一位文坛巨擘曾在这里生活并写下大量有关它的作品，这本身就是张家口当代人文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1962-1997年，是汪曾祺寓居北京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又以“文革”结束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汪曾祺专注于本职工作。归京后供职于北京京剧院，很快他便以其非凡才华受到高层人物的注意，得以从“右派”和“反动权威”身份的阴影下解脱出来，作为核心成员参与《沙家浜》等剧目的创作。这是他一生中和政治结缘最深的时期，一方面风光无限，一方面又如履薄冰。自然，这期间的写作除了集体创作，个人化写作完全消歇了。但剧院经历对此后的写作大有意义，其一，为后期大量梨园题材的作品打下厚实的基础；其二，戏剧创作经历使他谙熟传统艺术精粹，为打通艺术门类的壁垒、建构精湛的文论思想创造了条件。
　　后期是“文革”结束以后，从政治文化漩涡里走出来的汪曾祺，重新回归小说、散文创作，异军突起，在60岁时成为“文坛新秀”，从此一发不可收，将近20年间创作数百万字，迎来艺术上的丰收期，成为新时期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章节。北京这座他生活了数十年、有着久远历史文化传统的北方大城市，从1980年的《天鹅之死》开始，也成为他书写的对象。汪曾祺虽拒绝承认自己为“京派”，但也无可否认地成为京派中的一家，更无可拒绝地被冠以“京派文学的最后一位传人”的名号而进入若干版本的文学史著。1993年出版的《京味小说八家》阐述了“京味”的内涵，指出“京味”由三种因素所构成：乡土味、传统味和市井味。“京味小说”的三个标准是：用北京话写北京人、北京事，这是最起码的题材合格线；写出浓郁、具体的北京的风土习俗、人情世态；写出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积淀在北京人精神、气质、性格上所形成的内在特征。可见，高邮人汪曾祺已然从骨子里成为一名“北京作家”了。
　　三、作家与土地的相互馈赠

　　汪曾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1920年，卒于新旧世纪之交的1997年。70余年间中国政治风云际会、文化消长嬗变的线性历史，在他人生曲线图上大致投影为上述五个地理空间。通观汪曾祺的艺术人生，可进一步简述为：出生在高邮里下河地区，在运河文化里成长，接受人生最早的文化和人格熏陶；在战时昆明的学院环境中登上文坛；战后短暂的上海寄居，阅历职场沧桑和大都市的世相百态；新中国前半期在首善之区的北京，艺术追求受到政治环境格限而辍笔；从“反右”斗争到“文革”结束，经过“北京—张家口—北京”，人生曲线则历经“平和—跌落—荣华—沉寂—复归”的戏剧性沉浮，终于“大器晚成”，在新时期文坛一举成名。看似简单的这幅轨迹图却容纳着中国现代文化的几类代表性空间，包孕着一个小说家人格文风递嬗的密码，也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汪曾祺、思考艺术家的“人地关系”的另一个角度。
　　通过考察一位作家的文化地理，我们能看出，艺术家和养育他的土地、地理空间之间，是一种相互馈赠的关系。高邮、昆明、上海、北京、张家口等地对于汪曾祺来说，是活动场域，是汪曾祺人生事件的舞台，为他提供了知识与经验，也是他艺术趣味的来源、艺术语言的宝库，这些奠定了他人生观的底色。反过来说，汪曾祺对于这些地方的意义，在于他以自己的独特书写，赓续地方文脉，丰富人文内涵，本身也成为一道人文风景，回馈养育他的大地。此外，相比于一些作家选择执着于方寸之地来进行文学世界的构建，汪曾祺的书写复合、驳杂、广阔，有着更为丰富的文化贡献。 （完）（整理：文学院 仇子兴）